连续两周来，十多位从阿联酋迪拜回乡的商人先后走进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办公室，向周德文会长诉说迪拜世界集团债务危机波及温州民间资本的范围与影响。

　　周德文被温州商人尊称为“娘舅”，一直在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鼓与呼。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个冬天温州商人有点‘冷’。”因为浙江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省金融办、银监局等相关部门刚刚调查清楚他们在外投资煤矿的情况，迪拜经商的温州人又出现了新问题。

　　迪拜楼市被套资金30多亿元

　　“高处”不胜寒。11月下旬，亚洲商务卫视董事长王伟胜前脚抵达家乡温州，后脚传来的就是迪拜世界集团债务危机。他说：“这场由主权债务引发的‘风暴’殃及当地金融、房地产、旅游等相关行业，导致市场信心下降，投资房产的温州人不乏被套牢者”。

　　迪拜用十年时间完成其他国家大城市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外来人口比例高达90%以上。以温州商人为代表的华人是当地一支重要的建设力量。王伟胜在迪拜经商十余年，起初从事国际贸易，后转入电子商务与新媒体行业。

　　随着中东这座转口贸易中心的快速崛起，国际资本云集，楼市投资预期回报率屡创新高。据王伟胜介绍，迪拜投资房产几乎就是炒“楼花”，你只要付总房价的十分之一就可拥有图纸中的某套房子。实际上，不只这套房子可能子虚乌有，甚至项目地块还只是一片海滩或者荒地。

　　由于迪拜发展速度太快，房子升值迅猛，并且阿联酋几乎不需要缴纳房产交易税。10月份买一套总价1000万元的房子，可能首付只需要100万元。时隔一个月，这套房子升值百分之十，房主只要把房子倒手，就能净赚100万元，投资回报率是百分之百。

　　王伟胜表示，这种火箭般升值速度与高额投资回报率对温州民间资本颇具吸引力。除了“炒房团”从温州直飞迪拜外，在那里从事国际贸易的温州人也纷纷把富余资金投入到楼市中。

　　“早期入市者掘到‘第一桶金’，而高价接盘者纷纷被套牢”。温州中意鞋服有限公司董事长詹崇楼向本报记者透露，自己就是迪拜主权债务危机波及楼市的一个受害者。他们家原计划今年年底到迪拜的新房中过年，但“风暴”一来，房子延期到明年交付，入住时间成了未知数。

　　最近，迪拜“上海岛”岛主胡宾在北京、上海等地飞来飞去。2007年，他“掌印”的上海中州国际控股集团以2800万美元价格购得此岛，从而拉开了温州商人进军阿联酋“世界岛”版图的序幕。

　　加拿大温州商会会长张进云在2008年取得迪拜填海建造的人工岛“丹娜岛”中50万平方米永久所有权。

　　他们在中东雄心勃勃打造中国特色旅游房产的动因不外乎是看到岛屿房巨大的升值空间。温州商人买“上海岛”平均地价不足1000美元／平方米，如果按计划建成别墅区的话，升值潜力巨大。邻近的阿联酋的“爱尔兰岛”的房价每平方米已突破一万美元，“朱美拉棕榈岛”每套住房的价格在50万美元至140万美元。

　　温州商人胡宾是最先感受到世界金融风暴对阿联酋“人工岛”冲击的。今年三四月，他就“离岛”上岸，常居国内。胡宾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等我闲下来，好好同你聊聊迪拜‘岛’的故事”。

　　阿联酋温州商会会长陈志远说，“金融风暴像自然灾害一样不可避免，采取自救措施就是希望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据调查了解，温州民间投资迪拜楼市被套的资金达30多亿元人民币，这并不包括在迪拜经商的温州人购买的自住房的缩水资金。詹崇楼表示：“他们一时半会脱不了手，解不了套”。

　　省外煤矿投资损失150亿元

　　最近，浙江省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金融办、银监局、国土厅，以及温州市政府，平阳、苍南县政府先后派出队伍调查温州商人省外投资煤矿情况。

　　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浙商矿业发展研究”报告称，省内基本不产煤，以温州商人为代表的浙商在省外投资煤矿及其资金面临严峻形势。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商人在省外投资煤矿450多座，总投资额500亿元以上，与煤炭产业相关的浙籍从业人员超过十万人，煤炭年产量5000多万吨。其中3500多万吨煤炭直接或间接销往浙江。

　　一位参加省、市、县调查座谈会的煤矿投资者告诉本报记者，政府部门主要是了解煤矿投资者返回温州的经济损失与社会影响有哪些，金融办、银监局则关注涉及煤矿投资的贷款与投资规模有多大。

　　浙江银监局调查发现，温州人在外经营煤矿由来已久，近几年煤炭行业的高额利率吸引温州各个阶层人员入股投资。大股东背后有许多小股东，小股东资金多来自亲朋好友，形成民间“金字塔”式的融资方式。以平阳县水头镇为例，80%以上的家庭参与煤矿经营投资。

　　投资煤矿的林董事长透露，“民间‘红股’、‘红子’非常流行”。所谓“红股”、“红子”，也就是民间高利贷。比如，左邻右舍借1000万元给你投资煤矿，一年不管亏损还是盈利，利息可能就要达到500万元。这种借贷资金成本非常高。

　　省银监局调查，温州商人在全国各地投资经营的煤矿以小煤矿居多，且大多数是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在矿产资源整合中成为首当其冲的整合对象。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煤炭行业政策不断调整以后，温州部分把用于主业再发展的资金投资到煤矿企业出现经营困难，资金链风险显现。

　　温州商人用于省外煤炭经营的货款部分是通过“个人经营性贷款”方式发放的，主要以保证、抵押、联保为主。可在实际操作中，部分贷款的担保人与借款人同样从事煤矿投资经营，甚至是煤矿股东，自身面临重组困境。这种关联担保使得部分投资煤矿贷款的第二还款来源缺乏根本保障。

　　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调查，温州投资省外煤矿的500亿元民间资金将损失150亿元左右，主要是资产评估损失、停工停产损失，以及机会成本与社会就业的损失，从而影响民间资金安全、区域金融稳定与民间投资行为等。

　　这份调查报告指出，温州商人省外投资煤矿的部分矿井因资源有限，评估价值低于投资成本。部分矿井多次转手，隐性投入大，成本高，在资产评估中难以计入成本。部分矿井资产评估低于市场实际价值；资源整合中大部分煤矿处于停工停产，每个矿井日常仍需要大量人力、财力与物力维护。否则，煤矿无法运转甚至报废。

　　经历2005年、2008年两次省外投资煤矿高潮后，目前大部分回乡的温州商人表示：“拿到补偿款后，将退出煤矿投资市场，寻找新的领域”。

　　“炒”字外号让温州商人很受伤

　　“倒霉”与“倒煤”成为最近从迪拜与省外返乡温州商人的口头语。阿联酋温州商会陈志远说，“温州充足的民间资金是国家改革开放的‘硕果’。任何事情先做总比后做好，不可避免的是，先做的人要比后做的人担当更大的风险”。

　　温州邹姓商人向本报记者吐露心声，“‘炒房团’、‘炒煤团’等带‘炒’字的外号让我们很受伤。”他认为，温州商人之所以容易成为媒体吸引眼球与社会“妖魔化”对象，是因为他们一直行走在市场与政策的“模糊”地带。

　　计划经济时代，政策不允许民间“鸡毛换糖”，但温州人偷偷摸摸借此走遍了千山万水。从此以后，地下钱庄，炒房、炒煤、炒小水电站等领域，一直活跃着温州民间资本的身影。

　　在国家垄断行业或央企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温州民间资本根本就没戏，温州商人进入的几乎都是有一定资金门槛与较高回报率，政策不十分明朗，市场有欠规范的领域。久而久之，他们这种“抱团”投资与高调的行事方式自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詹崇楼介绍说：“温州民间资本很少投资股市，‘股神’都把握不好，何况普通老百姓？”因为股市的回报率多数难以超过百分之十，且赔多赚少，一旦出现异常交易现象，证监部门能很快发现并查处。期货更是温州商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领域。实际上这两个领域相对比较规范，温州民间资本不敢贸然投机取巧。

　　温州民间资本不远万里“飞至”迪拜楼市，为的就是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温州商人省外投资煤矿高峰期，一方面是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能源供应紧张，价格不断攀高；另一方面是产煤地资金较为匮乏，迫切希望外来资本参与中小煤矿建设，满足煤炭市场需求。与此如影随形的是，国家煤矿资源整合新政不断出台，但他们一心只想尽快产煤卖钱，与政策“赛跑”。

　　有人认为温州民间资本“只会埋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但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蔡骅表示，“草根经济”总会长大成林，游牧民族终究会过上“定居”生活，温州民间资本现已进入“三十而立”的脱胎换骨期。

　　“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主任王小军说，“温州商人到了反思资本出路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做到不过分地追求高额回报，做到理性输出与可持续发展？”

　　美国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产业升级过程中，以私募基金的方式让社会民间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投入到国家鼓励的产业与行业，在为“游资”找到出路的同时，更为产业顺利升级换代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

　　2004年以后的宏观调控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风暴中，浙江中小企业接二连三地倒闭，其中不乏民间资本的“推手”。王小军律师举例，银根紧缩，企业资金链“缺血”就用“高利贷”补充。每天千分之三的利息令借贷企业不堪重负，“追求暴利投机不可持久”，结果两败俱伤。

　　周德文说：“温州民间资本一直在政策调整压力与市场竞争压力的夹缝中求生存。这种百折不挠，敢闯勇为的精神不会过时，但在投资细节与方式方面有不少值得总结经验教训的地方”。首先，“鸡蛋”不能全部放在一只篮子里，应合理分散投资，规避市场风险。

　　其次，既要防范市场风险，更要提高预见与防范政策性风险的能力、措施。温州商人常说“投资风险我不怕”，压根儿就缺少政策性风险的意识。

　　第三，破解温州民间资本外溢投资过程中政策、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据了解，不少温州商人到省外、国外投资，进入某一个行业领域，常常是一两个熟人、朋友在某地，大家就纷至沓来落地生根，鲜有从官方、半官方组织机构获得准确的产业政策导向。

　　据悉，浙江省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等部门已经明确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国内外浙江商会等民间组织机构、社团的建设，加强对浙江商人投资政策与市场信息的沟通与共享，理性引导浙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反哺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