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奋/文 张勤/摄 编辑 王秀华

　　位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南雁荡山的平阳会文书院，是浙江省的著名书院，也是迄今为止温州古代书院整体保存得最为完整的一座书院。

　　会文书院初建于北宋，为平阳先贤陈经邦及其兄弟陈经正读书的地方。陈氏兄弟曾受业于程颐、程颢，学成回乡讲学，开浙江理学之先河。会文书院的创建改变了平阳一地的学风，南雁也成为浙南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乾隆《平阳县志》载：朱熹与门人陈埴、徐寓、徐容、叶贺孙、钱木之及林湜等人，“至经正书院，见陈氏肄业甚盛，因题曰‘会文书院’，讲学旬余，有题咏‘穷溪山之胜，极讲论之乐’，一时称胜事云”。

　　

　　

　　历史上，会文书院曾一度圮废。现存的建筑为光绪十年(1884)，邑人陈少文、周启良等倡捐重建，邑令汤肇熙捐俸劝置田产，以助膏火。会文书院作为平阳传统文化的缩影，1986年被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列入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会文书院名称考

　　关于“会文书院”，一直以来，都说其又名“会邱书院”。据目前我所看到的文献，最早出自康熙《浙江通志》卷十八：“会丘书院，在南雁荡，陈经正、经邦读书处，朱文公题额。”其后的乾隆《平阳县志》卷之三“建置上·学校”载：“会文书院，一名会邱书院，在雁荡山，宋陈经正等读书处，朱文公题额。”这个“一名会邱书院”的说法，应该是沿用《浙江通志》的内容。之所以“丘”成了“邱”，是因为雍正三年(1725)，为避圣讳，上谕除“四书五经”外，凡遇“丘”字，并加“阝”旁为“邱”。光绪《浙江通志》卷二十七中，在转载康熙版《浙江通志》时，便将“会丘书院”作“会邱书院”。

　　然而，查考康熙之前的地方文献，并不见有“会邱书院”的记载。民国周喟《南雁荡山志》卷三“寺宇”载：“案，陈《志》：朱熹来游，山门叶群为主人。熹醉笔标题陈经邦书院曰‘会文’，陈端彦书院曰‘棣萼世辉楼’，叶群书院曰‘毓秀’，朱梦良书院曰‘聚英’。”“陈《志》”即明代嘉靖三十六年(1557),邑人陈文源、陈玭编成的《南雁荡山志》，文中不见有“会丘”的记载。

　　周喟《南雁荡山志》卷三“寺宇”中的“会文书院”条目载：“郑《志》：书院曰会文，曰毓秀，曰聚英，曰聚奎，皆南湖薛氏，盖竹、四溪二林氏共建，今悉废址。”文中的“郑《志》”即明末郑思恭的《南雁荡山志》，文中亦不见有“会丘”。

　　那么，到底有没有“会丘书院”这个名称呢？

　　首先，我们说一下，南宋时期，书院有没有可能以“丘”为名。

　　孔子的名讳，在古代称为“圣人讳”或“圣讳”。在宋朝，孔子被谥为“至圣文宣王”。宋徽宗时，曾接连下诏避“圣讳”。

　　十八世纪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一代儒宗”钱大昕(1728-1804)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避讳改郡县名”条的宋代部分载：“(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避孔子讳，改瑕邱县曰瑕县、龚邱县曰龚县。”钱大昕著述于清乾嘉年间，避圣讳，故书“丘”为“邱”。

　　为避孔子名讳，宋徽宗先是下诏改了县名，接着又下诏改封孔子弟子曾参等人的爵号。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马端临(1254-1323)在《文献统考·学校五》中记载：“政和元年(1111)六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奉诏：‘孔子高弟子所奉侯爵与宣圣名同，失弟子尊师之礼。今乞以瑕丘侯曾参改封为武城侯，宛丘侯颛孙师为颍川侯，龚丘侯南宫縚为汶阳侯，楚丘侯司马耕为洛阳侯，顿丘侯琴张为阳平侯，瑕丘伯左丘明为中都伯，宫丘伯谷梁赤为洛陵伯，楚丘伯戴圣为考城伯。”

　　从宋徽宗开始，作为儒家代表的孔子被列入“帝王”之列，享受回避名讳的尊荣，由此也开启了后世避孔子讳的先例。之后，从宋代一直到清代，上至天子王侯，下至平民百姓，从书面到口头，无不对“丘”字敬而避之。写起来或缺一笔，或写作“某”，或用朱笔圈之，不一而足。

　　在北宋徽宗时，就已经为避圣人讳，把一个县的名称与原有的孔门高徒封号都给改了，到了南宋时，读孔圣人书的读书人书院，怎么可能不避圣讳，而直以“丘”命名呢？更何况，陈经邦、陈经正还是程颐的及门高第，深受儒家学说淫浸，并非不知礼数的山野村夫。再说了，即便陈氏不懂规矩，那作为一代儒宗的朱熹，又怎么可能会直书孔圣人名讳的呢？

　　况且“会文”二字，是有出处的，即《论语·颜渊》中的“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而“会丘”二字，笔者遍翻诸家经典，却是怎么都找不到出处。

　　因此，笔者大胆推测，“会丘书院”在历史上并不存在，鲁鱼亥豕，误“文”为“丘”，纯属康熙《浙江通志》误记。而后世不辨所以，以讹传讹，以致谬误至今。

　　会文书院地址考

　　位于南雁荡山东洞华表峰下的会文书院，一向被认为是陈经邦、陈经正兄弟的读书处，但笔者经过考证，认为该观点有误，陈氏兄弟的读书处应该在其家乡乐溪。

　　古称乐溪的今水头镇鹤溪，为宋代理学家陈经邦、陈经正故里。在宋代，鳌江潮水可以一直涨到乐溪外垟，今当地还有埠头遗址，可见当年水路交通还是很方便的。

　　在今水头镇鹤溪社区中元村的元底自然村，还有俗称“陈氏老厝基”的陈氏故居遗址，当年的石砌围墙，有一大段还保存完好。

　　据宋许景衡《横塘集》载：陈“家多资”，从陈家能让陈经邦、陈经正二兄弟及其从弟经德、经郛不远千里赴汴京(今河南开封)入太学读书，可知其家境之殷实。

　　北宋崇宁三年(1104)春，陈经邦在乐溪家居时，写了一篇《会文阁记》：“邦自髫龄读书，晚而不倦。虽识见不及于前时，而嗜好有甚于初心，孜孜矻矻，废食忘寝，殆若狂然。家人僮仆皆以痴目之，不自知其为癖也。又如是而益甚，而家人益之以厌。于是谋于家居之前创为书阁，且欲远于家务，庶免家人之所讥议。阁告成，尝试以‘会文’名之。而又凿沼于其前，开圃于其侧，环山屏列乎左右，带水萦绕乎东西。”

　　陈经邦、经正兄弟的读书处是“会文阁”，这是没有疑问的。到了南宋庆元五年(1199)，还不到百年，陈氏后裔在陈氏祖居前的会文阁中继续读书，这是很正常的。因此据乾隆《平阳县志》载，朱熹与门人陈埴、徐寓、徐容、叶贺孙、钱木之及林湜等人寻访的“经正书院”，应该就是“会文阁”旧址。而朱熹“见陈氏肄业甚盛”，“因题曰‘会文书院’”，也就顺理成章了。讲学旬余，有题咏“穷溪山之胜，极讲论之乐”，一时称胜事云。

　　而据更早的明嘉靖年间编纂的《南雁荡山志》载：“朱熹来游……醉笔标题陈经邦书院曰‘会文’。”也可知，所谓的“陈经邦书院”应该就是当年的“会文阁”。

　　陈经邦在《会文阁记》文中明明白白地写道，会文书阁位“家居之前”，即今天的元底自然村。在当地，还有陈氏故居的旧址，元底的地形，与陈经邦《会文阁记》文中所描绘的地形一致。位于峡谷之中，南北两侧都是山峦，峡谷中有两条小溪蜿蜒如带，在陈经邦故居前不远处汇合后，再自西向东流出峡谷。陈经邦是在“家居之前创为书阁”的，并在其前开凿池塘引溪水入内，正是“环山屏列乎左右，带水萦绕乎东西”的情形。

　　而如今南雁荡山中的会文书院，处于华表峰下东洞之中，场地逼仄，地势陡峭，古时没有开凿铺设石阶之前崎岖难行，怎么可能会有人居住呢？又何谈建于“家居之前”？况且建筑物下是岩石，在古代条件简陋的情形下，不太可能费尽心力开凿池塘，更不可能有“带水萦绕乎东西”的景观。纵览明代方鹏、蔡芳、陈玭、郑思恭和清代潘耒等人的南雁荡山游记，于东西洞景区风景状摹甚详，但独独没有提及东洞曾有过会文书院，康熙年间的施元孚在专门描写东洞的《仙甑岩记》中，也只字不提书院。

　　而在明清之前的元代，著名学者史伯璇(1299-1354)还专程前往瞻仰会文书院旧址，并写了《过陈氏会文书院》诗：“上映棂星下碧溪，群英冠学古今稀。经书世系番山舍，科第家传入荆闱。恩渥九重濡雁荡，文光万丈烛牛墟。门楣底事荒凉易，枯壁寒蝉噪落晖。”如果该书院果真在南雁东洞，那么明清两代前往南雁游览的后学不可能不去拜谒遗址，更不可能一字不提，可见陈氏的会文书院并非在南雁，更非在东洞之中。

　　关于沿袭至今的“南雁会文书院是陈氏兄弟读书处”的说法，在刘绍宽的民国《平阳县志》中，对于陈经邦的书阁“会文阁”也有考证：“……则会文阁宜在乐溪矣，旧志云在浦源，今其地相传犹存遗址，盖后人因南雁山会文书院而附会为之。”而周喟在其《南雁荡山志》中也考证道：“……则会文阁在乐溪无疑。旧志云在浦源，本于谱牒附会，不足信云。”

　　综上所述，陈经邦的读书处“会文阁”是乐溪，清末重建于南雁华表峰下的会文书院和棣萼世辉楼都并非陈氏兄弟的读书处，至于为什么后来在乾隆《平阳县志》中，陈氏兄弟的读书处被“附会”到南雁，估计是因为平阳后学曾在南雁华表峰下建有会文书院。康熙五十七年(1718)，永嘉诸生林必锦在《游南雁荡记》中就有“入石门楼，昔日会文遗址犹在”的文字，乾隆年间，平阳教谕卢镐来游南雁，亦有“穿东洞，寻会文书院遗址……”的诗作。而嘉庆五年(1800)江苏常州人秦鸣雷来游南雁时，更是产生“云是会文书院遗址，南宋时有陈氏子孙读书其中，朱子尝往访之”的误会，这是因为陈经邦、陈经正都写过《雁荡山》诗，都曾在南雁活动过，后人混为一谈，产生误解，也是人之常情。

　　此处所谓的会文书院，尽管光绪年间陈少文等人予以了重建，但素来考据严谨的刘绍宽在民国《平阳县志·古迹志》并未列入。列入的是“旧传宋陈经邦、经正、经一、经德、经郛，孙元普、元胜，曾孙永起读书处”的棣萼世辉楼，而且也通过考证予以了否定：“据《青华集·下涝陈氏十咏诗序》云‘雁山辉萼院始于良翰诸昆，继于端彦诸子’，是初不以辉萼为经正兄弟读书处也……旧志(乾隆《平阳县志》)载陶亮器诗：‘罗列奇峰插太虚，研覃经义寄山居。联芳棣萼真堪羡，伊洛渊源咫尺余。’亦修雁志者所伪撰，此条本从删削，惟因旧说相沿已久，删去转以滋疑，故为载，而辨之如此。”

　　在古代，人们所说的南雁荡山范围要比现在的大的多，从钱仓的凤山开始，山脉绵延至顺溪，都是南雁荡山的景区。如今的荆溪山一带，还有“南雁门”之说。而有华盖峰、醉翁岩、龙湫等形胜的盖竹，以及乐溪一带山水，都在旧时南雁荡山的范围之内。一直到民国周喟的《南雁荡山志》，盖竹与乐溪还被作为“别巘”列入，意思是南雁荡山的“别枝”。

　　朱熹当年由福建浮海，乘船经鳌江前来平阳盖竹，其后再至乐溪，讲学旬余，也完全可以说是“游南雁山”。这时的朱熹，毕竟已经是七十岁高龄的老人了，且患足疾，不能徒步远行。虽然乾隆《平阳县志》记载“有题咏‘穷溪山之胜，极讲论之乐’，一时称胜事云”，但朱熹并没有深入当时还算蛮荒的南雁荡山东西洞景区，所谓“溪山之胜”，也只是盖竹与乐溪一带的山水风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