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钏

　　西去的专列“哐当哐当”地奔驰在广阔的原野上。三天的疲劳冲淡了我们在鳌江车站离别时的忧伤，但我不时还会回想起6月15日临行前那天下午。当时家里出奇的平静，瘦弱的母亲倚靠在床上。我把行李送到集中点回来时，她从枕边拿出五毛钱，叫我去八角亭“企鹅店”买一碗三鲜汤(由花菜、鱼丸、泡胶、海虾等拼成)。店里的厨师认识我，知道我要去内蒙，特意加了点料，盛了满满的一大碗。我将其分成两碗，端到楼上母亲的床前，让她也吃。她说，吃不下。我知道当时母亲的心在“流泪”，儿行千里母担忧。我自小体弱，没让她省心过，况且去的地方是那么的陌生和遥远，又不知哪年能回来。她是以三鲜汤为我践行呀！

　　在硬座上熬夜能考验人的意志。我总打瞌睡，无奈之下爬上了行李架，躺着睡。当我还醒眼惺忪时，天已大亮。列车停靠在站台，车厢里有点喧闹。听到有人说要下车买啤酒，我赶紧跳下行李架，拿上军壶，招呼一同学下车，往车站前面跑去。此时，我才知道我们已经到了呼和浩特。这里的空气特别新鲜。我们在一家商店灌了一壶啤酒，又在旁边一家照相馆拍了张照片，还逛了百货店，然后晃悠晃悠回到车站，列车已经开走了。站长告诉我们，一师师部在巴彦高勒，下趟有列车经过。大约一个来小时后，列车到了。车上拥挤不堪，我从窗口爬了上去，然后把同学给拉了上来。也不知过了多久，列车停在了包头东，我看到了我们的专列。广播在反复播放寻找我们的通知。我俩下车找到了原来所在的车厢。不少人猜测我们是逃跑了。一路护送我们的鳌江驻军守备营营长高自新把我叫到他的车厢批评。他说，一个副班长擅自带战士掉队，无组织无纪律，然后，他把我这副班长给撤了。

　　6月19日，火车在临河站停靠。团部机运连用敞篷卡车将我们拉到杭锦后旗峡坝中学。杭后街道既脏又窄，车过之处尘土飞扬，两旁尽是低矮破旧的民房，偶见有几家商店。因我连营房没盖好,所以要先在这里驻训近一个月。我们每天早上出队列，齐步正步走，早饭后读毛著，午休后还是学习。晚饭后有自由活动，但不能出校门，晚上要搞紧急集合、点名。这里伙食不错，大米加小米，称“二米饭”,比纯米饭还好吃。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活枯燥无味。年轻人精力旺盛，晚饭后会自由活动。学校里有个烧锅炉的小伙子，长得很粗壮。不知是谁提议，要和他比试摔跤。那时候我们的体重大多不到50公斤，即使是几个块头稍大点的小伙子，被他一搭手便败下阵来，剩下几个虽跃跃欲试，但还是怯场了。这时，王树青过来了。他在我们中是比较壮的，据说学过拳脚。他和那小伙子约定五场三胜。他们拉开架势比试，前四场各有胜负，最后一场王树青施展“老虎背猪”，将对手摔在了地上。这让我们都感到很有面子。

　　初到内蒙的日子，我们翘首以盼的是亲朋的来信。那时一封信一个来回要半个月甚至更长。想家的晚上，我一个人跑到库房，打着手电写信，有时还会禁不住掉眼泪。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写信很勤快。我们兵团实行供给制，第一年每月津贴5元。我花钱最多的就是8分钱的邮票。记得到达连队后，我便迫不及待地给父母写信，因为我知道他们在盼着我报平安。我给父母去信的抬头都是“父母双亲大人”。我母亲是位有知识的女性，她会自己看信，然后给我回信，娟秀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对我的牵挂。我还给当兵的同学和在家的朋友写信，第一句话一般是“见信如面”。我也经常给在外放蜂的三哥写信。三哥自己不舍得花一分钱，却给我买了一套大红的棉毛内衣。那时棉毛针织品很“高档”，寻常很难买到，这也是我这辈子穿的第一套内衣。后来我办理“病退”时，是大哥帮着打点。当时大哥在平阳电影院工作。过去谁要是手头有几张好看影片的影票，比宣传部长都“吃香”。他利用自己的优势，及时来信告诉我“病退”的进展，为我返城的事费尽了苦心。

　　我离乡前，二哥用他拉了一个月板车挣的30元买了一块紫金山手表，送给了我。当时这款手表还在试销，钢制的镀铬表壳，略带淡黄的表盘和指针，表盘针轴上方是“紫金山”三字，字的上方是金色的紫金山图案，针轴下方是“中国南京”四字，非常大气、美观。当时戴手表的人稀少，全连队就我佩戴。每次我看表时，周围总会有羡慕的目光投向我，让我有种特别的自豪和滿足感，所以我不厌烦别人总向我问时间。晚上放哨站岗时，没有手表的哨兵要跑到连部看时间，我就把手表给值班的战友，让他们一班班传下去，第二天再回到我手上。也正是因为这块表，让全连挨冻、受饿了近两个小时。那是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工地里忙得热火朝天，大家都脱了棉衣放在地上。我怕一镐头下去会震坏手表，便摘了它放在棉衣口袋里。指导员估计着差不多该收工了，便问我时间。我瞄了一眼手表说，9时30分。天气冷，一休息更冷，因此大家继续干。后来，指导员又问我时间。我掏出手表一看，糟糕！指针还停留在9时30分。原来是温度太低，手表指针被冻住了。多年后，我先后戴过国产的、走私的手表，唯独“紫金山”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

　　我所在的八连是战备值班连队，人人手中都有枪，这是其他连队知青都羡慕的。在八连干过的知青至今彼此之间还有一种战友的感觉。我们连队就驻扎在团部边上，正副连长指导员都是现役军人。我们按部队连、排、班编制，三个男生排、一个女生排。训练内容有射击投弹、爆破刺杀、摸爬滚打、武装越野……配备的武器是电影《英雄儿女》里的那种老式装备，后来才换了半自动。1973年前，边境形势紧张，我们都处于临战状态。男生推了光头，还验了血型，通信地址一律改为××邮箱，所带箱子写上家里地址。一旦战争打响，我连的任务就是守卫阴山山口，因为那里是外敌入侵的战略通道。1971年初，我们还在山口挖防御工事、熟悉地形，还进行实弹射击。步枪每人三发，冲锋枪配六发子弹。百米开外树着几个半身固定靶，报靶人坐在靶沟里，手举报靶杆报靶。一次，轮到女生排打靶。连长发出“卧姿装子弹、瞄准、射击”的口令。一阵枪响过后，哨子吹响，表示停止射击，报靶员从沟中站起，谁知哨声响起的同时，一女生因紧张扣响了扳机。可能是子弹的速度比声音的传播速度快，子弹没有击中报靶员，但那女生吓得扔掉步枪，抱着身边的女生“哇哇”大哭。训练手榴弹实弹投掷时，我站在战壕里，拧开手榴弹盖子，捅破防潮纸，把拉火环扣在小姆指上，然后侧身向前投出。因为在战壕里使不上劲，我大概投了20米不到。只听“轰”一声巨响，弹片从我头顶呼啸飞过。

　　当年凭着我们这些装备，能否在战时守住山口？会有多少牺牲？年轻的我们恐怕没有一个人想过。幸亏战争最终并未发生，而当年在兵团屯垦戍边的经历和那段艰苦的岁月成了我心中的一份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