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健

　　林文月是台湾著名学者兼翻译大家。她所著的《谢灵运》(三联出版社出版)是值得反复阅读的古典诗歌论著。她用巨笔为谢灵运作传，系统论述了文学史上明星般的谢灵运惊人的文学才华、显赫的家世、不羁和矛盾性格的形成，以及悲剧的下场。

　　林文月在《谢灵运》中精准指出：“他的山水诗实则是失意贵族的心理补偿。”永初三年(422)，他被贬永嘉太守，看似是政治放逐，实则是刘宋政权对士族的清洗——曾经“王谢堂前燕”，如今只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谢灵运的宿命始于乌衣巷口的朱雀桥。作为谢玄之孙，他血管里流淌的不仅是东晋第一高门的血脉，更浸染着淝水之战的荣耀与士族衰落的隐痛。当刘裕的寒门铁骑踏碎晋室江山时，这位“江左风华第一人”便注定沦为政治棋局中的困兽。

　　《登池上楼》中“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的哀叹，恰是士族文人的集体困境写照。他们既不屑与寒门新贵同流，又无力回归田园，最终在“潜虬媚幽姿”与“飞鸿响远音”的意象撕扯间，暴露出精神世界的巨大裂痕。这种矛盾性，使得谢灵运的山水书写始终蒙着层雾霭——他笔下的永嘉山水越明丽，内心的政治苦闷就越深重。他既不能忘我以勤政，又不能忘物以全我。终其一生，始终是矛盾的。

　　谢灵运的“游山玩水”绝非文人雅趣，而是政治失意的自我放逐。他发明的“谢公屐”不仅是登山器具，更是刺向政治现实的匕首。永嘉任上“民间听讼，不复关怀”的执政态度，实则是士族文人对寒门官僚体系的无言反抗——既然不能“治国平天下”，便以“破坏性游览”(开山辟路、伐木造景)重构权力秩序。这种矛盾性构成了中国文人精神史中最具张力的褶皱。

　　林文月特别剖析了谢灵运的诗歌艺术及思想情感。谢灵运的山水诗中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一股孤芳自赏的兀傲，以及知音者稀的落寞之情。诗人喜爱大自然，更爱置身其中，但是从这些诗句看来，登山涉水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欢愿”，反而使他陷入深深的寂寞之中。谢灵运生平喜爱阔绰，根据史传的记载看，他每回出游时，都是有大队人追随，始终被友朋门生奴仆簇拥着，可是观其诗，我们往往只见到一个孤独的诗人谢灵运。“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石门岩上宿》)”!世间虽大，人间虽喧扰，然而此时此地只有一个孤独的诗人伴着“鸟鸣木落”的大自然，世事与他似已无任何关联。“我志谁与亮，赏心唯良知(《游南亭》)。”颇有恨知音者稀之叹。他终身游山玩水，实在是在寻求着“知己”，虽则在人世中他得不到真正的知己，却在大自然之中得到了若干的补偿，因为大自然也是亘古以来孤独而傲然地存在着。

　　在阅读中，细心的读者还可以捕捉到谢灵运山水诗中的暴力美学：他常用崩、裂、绝等字眼描绘自然，如《登庐山绝顶望诸峤》中的“积峡忽复启，平途俄已绝”。这与其说是对山水的礼赞，不如说是对政治压抑的暴力转喻。不可忽视的还有谢灵运诗歌中的“窥镜”意象：从“窥岩照石镜”(《入彭蠡湖口》)到“俯视清水波”(《晚出西射堂》)，谢灵运始终在山水间寻找自我镜像。“镜中永远是缺席的存在”。他在楠溪江的倒影里，终究只照见一个破碎的士族灵魂。这种永恒的自我凝视，使其山水诗成为存在主义式的精神诊疗记录——每一次“赏心”的宣称，都是对“失志”的艰难治愈。

　　元嘉十年(433)，谢灵运在广州刑场吟出“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的绝命诗。这个渴望在山水间永生的诗人，最终以最暴烈的方式回归尘土。他的悲剧印证了一个有名的论断：“个人在历史浪潮前如同浪尖的泡沫。”

　　几年前，笔者曾到422年初冬谢灵运到过的(平阳县城附近)横阳岭门山探寻其足迹，这里虽建有诗碑、亭子，山间小路已被杂草覆盖。“人生谁云乐，贵不屈所志”(《游岭门山》)，这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读谢灵运的山水诗，我们不应仅见山水之美，更要听见乌衣巷末代公子的精神嘶鸣。他笔下的山水不是逃避现实的桃花源，而是文明断裂处的精神缓冲带。在庙堂与江湖的永恒撕扯中，谢灵运用诗歌完成了对士族文明的诗意安葬，又在山水褶皱里孕育出新的文化胚芽。这种矛盾性本身，或许正是中国文学最深刻的魅力所在。